去年年底，记者从上海市杨浦区法院获悉，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起诉的，涉及复旦、同济、上海理工大学等9所大学的96起大学生拖欠助学贷款案，已全部审结，调解、撤诉率达九成以上，涉案标的共计76万多元。从起诉到撤诉，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戏剧性变化呢？

一纸温情《调解书》起作用

　　有人说，两月间顺利审结，源于上海杨浦法院送出的一份情法交融的《调解通知书》，该《调解通知书》一发出便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七成欠贷学生主动清偿。

　　《调解通知书》中写道：“在你曾经困难的时候，是国家助学贷款为你及时提供援助，助你顺利完成学业，现在你已毕业，应当及时偿还贷款。当前，我国正在建立诚信社会，公民信用信息系统亦已日趋完备，拖欠贷款的行为会影响你的信用等级，可能对你今后的就业、生活带来不便之处。或许，你目前刚离开校园，生活尚未完全踏入正轨，经济上可能存在一定困难，一时无力清偿贷款，故本院在正式开庭前特先安排调解，通过调解，你可以与原告协商，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制订出合理的还款计划。”

　　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份被学生称为合情、合理、合法的《调解通知书》，随法律文书一并送达呢？承办法官告诉记者，经过认真分析，法院认为，此案所涉及的绝大多数大学生被告是具备法律知识和道德修养的，故意拖欠贷款的比率较小。因此，法院有责任向欠款学生分析拖欠贷款可能对其带来的不利后果，也有义务告诉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有专家对法院的这种行为表示赞赏，认为法院在办案中以人为本，打破常规，实行这种人性化操作方式，强化庭前调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事实也是如此。《调解通知书》发出后，很快，欠款学生纷纷来电与承办法官或直接与银行联系，表示要归还欠款或愿意与原告调解解决。不仅如此，这批案件的审理还取得了良好的辐射效应。许多未被起诉的欠款学生知晓此事后，也主动向银行归还了拖欠贷款。仅一个月，该银行收回的被拖欠助学贷款金额就达500余万元，较未起诉前的月收回欠款额高出四倍多。

学生拖欠贷款原因种种

　　承办法官告诉记者，从审结后作出的分析看，多数情况是由于受助学生原先家境贫困，目前工作不久，经济条件尚未改善，或外地学生返回家乡工作后，因当地条件所限给其按时还款造成一定障碍。

　　同济大学的有关调查报告也证实，目前大学生因拖欠贷款产生纠纷的情况有四种：一是有还贷能力却不还贷的，这属于诚信缺失。贷款学生都与银行签过合约，这一合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一旦违约就有可能被诉之法庭。

　　二是因种种客观原因无力还贷的。大多数高校教师认为，恶意逃贷的学生毕竟是少数，的确有一部分毕业生还贷困难。特别是一些贫困大学生，他们即使找到工作，薪水一般也不多，有的只能维持温饱，有的甚至要支撑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要在两年内还清一万多元的助学贷款，实在不容易。

　　三是与银行沟通协调不畅所致的欠贷。按照国家规定，毕业后上研究生的，本科所欠助学贷款可延迟至研究生毕业后再还。可有不少学生由于毕业前没有与银行签署“延迟还款协议”，银行并不知道其读研，把他们归为已毕业却没有还贷的学生之列。有学生还告诉记者，大学生“违约”不能排除某些客观原因，“这些年搬家的人很多，如果银行依然把还款计划送到身份证上的地址，自然没法到达学生手上，许多同学有类似经历。因为没有收到通知而未及时还款，还多付不少利息”。

　　四是一些学生在“先享受，后还贷”的想法下不愿还贷。记者认识一位王小姐，她是某高校今年毕业的学生，虽然找到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工资每月1500元，但在还了一个月贷款后，她还是选择了逃避。对此，她解释为：“每个月除去房租、水电、交通、吃饭等开销后，基本上所剩无几，女孩子想买点化妆品都舍不得，再加上还贷，实在是力不从心。”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大学生们说得最多的还是“诚信”一词，他们把诚信与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复旦大学研究生小徐在2003年办理了助学贷款，今年毕业的他正努力还贷。他表示，虽然刚工作薪水还不高，但是每个月还几百块钱还是可以承受的，况且按照合同还款是理所应当的，毕竟诚信记录会影响到今后的个人发展。

　　上海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无论什么原因，让大学生不断认识国家助学贷款的意义很有必要。以“帮贫困学子完成学业，圆大学梦；助大学生成长成才，撑起一片天”为目的的这种帮助不是无偿的，而是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有法律的规定和约束。它有助于大学生坚守诚信诺言，强化担当意识。可以说，国家助学贷款不仅仅是一种资助政策，而且是一种教育机制。

建立机制让欠款者“寸步难行”

　　为了使大学生能按时偿还贷款，各高校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有的学校给予按时偿还者以优惠条件，适当减免其所偿还债务。有的学校则把学生的毕业证书扣留，以偿还贷款作为返还条件，从而“逼迫”大学生还贷。虽然花样层出不穷，但实际效果都不理想。目前多数学生按时还贷，是出于一种朴素的道德情感的规范，而这种规范正在日益减弱，因此必须依靠一定手段加以制约。既然贷款时是以信用做担保，为此，上海推出信用档案制度，偿还不了就应拿信用开刀，让学生为失信付出代价。

　　外国的成功经验也让我们对信用档案的作用增添一分信心。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建立个人信用系统。依托高度发达的电子网络，美国的个人信用系统十分完备，学生毕业后，银行均可通过遍布全国的信息网络系统及时掌握他的行踪和收入，从而有效控制风险。所以，尽管美国大学生贷款率高达70％，不良还贷率却远远低于我国。

　　事实上，不仅美国，在许多个人信用资信登记系统完善的国家，每个公民都拥有自己的一个账号，里面存储着公民的学历、就业、信用记录等多种信息。如果相关机构与公民发生业务联系，可以就此进行查询。一旦公民有了不良信用记录，对此人的惩罚将不仅仅是银行，而是关系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机构，生活阻力将无处不在。我国目前缺乏的就是这种“视信用为生命”的氛围和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胡海鸥教授告诉记者，少部分大学生不还贷款，本身并不是大学生的过错，错在社会的信用体系没有让社会成员把诚信当成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因此，建立公民信用档案很有必要，要在社会上形成“失去诚信寸步难行”的新风尚。（本报记者  沈祖芸）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1月1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