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磊，郭兆云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新挑战，要求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发展质态，关系到立德树人、教育公平和共同富裕。实现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的转变，关键在于守住托举底线、锚定赋能主线、追求成才高线。高校学生资助应围绕思想、学业、心理、实践、创新创业等发展型需求，构建分层有序、螺旋式上升的育人格局，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人成才成业。

【关键词】高校学生资助；发展型资助；资助育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首次将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随着全面脱贫攻坚取得胜利，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使命，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2]后扶贫时代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由传统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成为必然趋势，如何有效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在不断完善保障体系的同时，立足学生发展基础，聚焦学生发展需求，开拓学生发展潜力，业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一、高校学生资助与发展型资助的特点

新时代我国学生资助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为全面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围绕“助困、奖优和引导”，逐渐构建起完善的“奖、助、贷、免、勤、补、减”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年资助人次1.5亿，年资助金额2600多亿元，为世界提供了学生资助的中国方案。[3]高校学生资助突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尤其是进入后扶贫时代，发展型资助愈发显性并呈现新特点。

（一）高校学生资助发展脉络

伴随着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不断强化，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

首先，学生资助价值导向的变化。《中国学生资助70年》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学生资助先后采取了供给制、人民助学金、学杂费减免等多种形式，对于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教育权、普及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学生资助，指出“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4]，强调扶贫要与“扶智”“扶志”相结合。这不仅指明了学生资助的根本方向，更成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党和政府坚决落实“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并以“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让学生资助全面覆盖各个教育阶段的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17年，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首次将“资助育人”纳入十大育人体系，旨在通过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习得技能、提升综合素养与社会竞争力，进而带动整个家庭稳定且高质量脱贫。

其次，学生资助模式的转变。资助谁、如何资助是做好学生资助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学界也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探讨。一是聚焦资助主体。有学者提出要实现从“传统”向“智慧”、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的新定位，通过在全媒体环境下重构话语体系，让资助育人工作的主体真正到位，让受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进来，为主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可能，延伸资助育人的新思路。二是聚焦资助需求。典型代表是构建“按需助学”模式，致力于破解学生日益增长的多样化资助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资助资源配置这一主要矛盾，抓住当前重资助轻育人、资助育人两层皮的现实问题，正视公平性价值诉求与效益性诉求之间的现实矛盾。部分学者尝试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型需求划分为学业成就、社会融入和心灵归属等三大类核心需求以及12个子需求，聚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自然属性、情感表达、认知水平、行动意愿、自我评价、学业表现六个方面的具体情况，相应提出精准、深入的发展支持策略。这对受资助学生群体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肯定了高校在提升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存量方面的重要作用。三是聚焦资助体系。清华大学开创了包含学术发展、海外实践、素质拓展和就业创业为一体的“鸿雁计划”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也有学者提出构建经济资助、心理辅导、精神帮扶、学业指导、能力提升“五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体系，通过多措并举、多维发力，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上述理论与实践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与启发性，对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涉及学生资助目标、成本、实效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平衡等方面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以探索出更多好用、高效、可推广的学生资助新模式。

最后，学生资助着力点的发掘。全国各地各高校均积极结合区域和校本实际，努力探索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有效着力点，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着力信息化赋能，一方面助力精准认定、数据统计、经费测算、评价考核和管理效能的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全口径分析发现学生发展型需求，挖掘学生学业、社团、社交、消费、上网、作息等特征，对学生个人进行精准画像、全程追踪、详细记录与科学评价。二是着力学生资助宣传，积极构建以校资助中心为核心，学院资助工作办公室为支撑，学生团体为辐射的资助宣传“同心圆”。三是着力打造资助育人品牌，选拔国家奖助学金获得者担任“资助宣传大使”，宣讲资助政策，开通“援梦专列”新生路费补助，开设“筑梦课堂”拓展能力等。四是着力培育资助育人项目，通过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项目化育人，开展励志计划助力增识赋能，参加支教陪教实现双向奔赴等。

（二）高校发展型资助新态势

进入后扶贫时代，绝对贫困虽已消除，但相对贫困、因故返贫等依然存在，发展型资助等新型资助成为学生资助的重点。

首先，注重一体化推进。当前，加快推动学生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整合各学段、各学校学生的资助政策、举措和数据，进一步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需求，实现关注不缺位、资助不断线，是学生资助工作的新趋向。这就要求一体化推进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一方面，切实加强学生资助信息化建设，借助大数据赋能，将巨量、复杂、动态的资助数据转化为宝贵的育人资源，为破除信息不对称、标签化和“大水漫灌”等障碍提供强大支撑；另一方面，以精准识别、精准资助、精准画像为依托，根据不同困难类型、专业背景、年级等群体特征，一体化设计资助政策、资助维度和资助目标，让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有“及时、适合、高效”的定制化帮扶。

其次，确立发展型导向。“把‘扶困’与‘扶智’，‘扶困’与‘扶志’结合起来，建立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5]，要成为资助育人的重要导向，不同于传统单一的经济帮困，后扶贫时代高校学生资助越来越关注受助学生经济需求之外的发展型需求，并力求通过全方位的育人资源倾斜进行发展赋能，切实帮助学生补齐发展短板，增加发展资源供给，安抚发展急迫心理。发展型资助育人不仅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生为本”理念的生动实践，更是资助模式由“授之以鱼”转向“授之以渔”的新探索。只有围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长远发展潜能的蓄积，尤其是开创性、开拓性能力素养的培育，才能真正提升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最后，着力多元化协同。“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不仅是深入落实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应有之义，更是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终极目标与追求。积极探索构建以发展为引领、以资助为载体、以育人为目标的有效协同机制，成为当下发展型资助育人的重要任务。相较于传统资助不同部门、不同主体单兵作战，往往存在资源不足、专业不够、定位不准、力量分散等短板，有效协同可以发挥资源整合、专业互补、立体作战、集中攻坚等优势，实现“1＋1＞2”育人综合效能的跃升。高校学生资助应主动协同专业教师、管理人员、朋辈力量、社会爱心人士等多元育人主体，协同政策、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多元育人资源，发挥各自所长，共同围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同发展基础、阶段、困境以及目标等，齐心协力帮助他们发展。

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需求演化

后扶贫时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保障力度与规模均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相较于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现实需求愈发迫切。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首先要明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深入挖掘其家庭经济状况，尤其是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内生动力相对不足等原因[6]，剖析家庭经济困难对学生成长的可能影响，合理区分家庭因素与学生个体因素、内因与外因、保障型需求和发展型需求等，梳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求演化逻辑，遵循学生成长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积极开展教育引导和必要矫正，从而构建起“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

（一）保障型需求降低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强调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基础性地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可持续的营养食品、保暖衣物、学费、生活费等，这些是保障型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长期以来学生资助聚焦保障的重点。得益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截至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已得到显著改善。同时，保障型国家资助政策持续发力，国家助学金全覆盖、重点群体学费减免、社会助学规模扩大、勤工助学量质齐升等，进一步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生活与学习，满足了其最基本的需求，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保障水平也相应提高，也为他们拓展其他发展需求打开了空间。虽然受经济周期、自然灾害、家庭变故、重大疾病等影响，部分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波动幅度较大，甚至可能一度返贫，但从总体情况来看，家庭经济相对困难学生的保障型需求的迫切程度相对降低。

（二）发展型需求上升

关于发展型需求的内涵与外延，学界更多聚焦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主观视角，缺少对客观世界、主客观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本文从现实的人出发，围绕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最终目标，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心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资助育人要求，将发展型需求界定为：立足现有发展条件与基础，实现潜能、追求个人成长和全面发展，实现个人进步与社会发展高水平融合、螺旋式上升的需求。发展型需求不是凭空产生的，不能脱离学生个体基础和社会发展阶段，要求学生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发展型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基本规律，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事实上，发展型需求一直存在，无论保障型需求是否得到基本满足，追求个人进步、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当保障型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发展型需求会变得越来越显性与迫切。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学生可获得的发展资源相对不足，这就需要汇集更多有益于学生成长的育人资源，开拓教育内容和空间，搭建协同育人的广阔平台。同时，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发展型需求可以细分为思想、学业、心理、实践、创新创业等五个方面，对应高校人才培养的主体架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三）需求日趋多元化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受成长环境、阶段和经历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大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情感表达、认知水平、行动意愿、自我评价和自我认同等方面仍然处于相对弱势。[7]进入大学后，面对更加宽松、自由、多元的育人环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日趋两极分化，导致其在自我定位与觉醒方面差异愈发明显。当无法实现人生目标、人生价值，或发展型需求无法得到合理满足时，他们中有些人会出现不理解、不珍惜、不参与、不感恩的行为，其中少数家庭困难学生迫于经济压力，又缺乏有效人生指引，也可能在高考后逐渐迷失方向，放弃继续前进。因而，面对经济困难学生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既要积极改善外在成长环境，也要聚焦学生主体、激发学生成长内驱力，还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批评、督促、矫正等措施，防止满足现状的“躺平”、无限索取经济资助、自我封闭以及急功近利式地冒进等不合理现象，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综合施策、因材施教，开展定制化、个性化、人性化的帮扶活动。

三、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面临的现实困境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迈上新台阶，政府、学校和社会力量更加关注并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发展型需求，为推动发展型资助育人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把好事真正办好需要正视相关现实困境，相较于保障型资助的标准化、可量化与显性化，发展型资助往往面临着诸如育人任务重、成本高、见效慢、协同难等问题。

（一）育人任务重

学生资助工作不仅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更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发展型资助育人任务的难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期待较高。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求不能遗漏任何一个家庭，而破解家庭经济困难的治本之策就是提升家庭成员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培养一个优秀的大学生，为家庭注入正向循环的不竭动力，进而带动整个家庭摆脱贫困，创造美好未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二是学生基础偏弱。家庭经济困难造成学生在成长、求学等多方面受到限制，加之高考指挥棒的强大指引力，学校和家庭往往忽视了这部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只能寄希望于其进入大学后“补课”，然而错过了能力的最佳发展期，后面再补起来的难度将更大。

（二）育人成本高

传统保障型资助以发放助学金、困难补助等经济帮扶为主，标准化、批量化的低成本运行方式已无法匹配日趋高企的育人成本。发展型资助育人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成本，不同于经济帮扶的可量化，形式多样的培训、拓展项目等发展帮扶活动都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紧张的学工经费、缺位的专项经费以及各项投入的巨大弹性都突显了育人经济成本的高企；其次是人员成本，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基础薄弱和需求、目标的多样化，需要更多富有专业知识的育人主体参与其中并发挥应有作用；再次是机制成本，面向多元育人主体、育人资源和育人阶段，需要形成更加高效的协同机制以确保精准育人、接续育人、合力育人，这就对相关政策制定、机制构建、运行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聚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发展型需求，无论是补齐短板还是开拓新域，都需要更多的资金、人员、时间、精力、耐心等有形和无形成本的投入。

（三）育人见效慢

相较于传统保障型资助的直达、快速、全覆盖等显性特征，发展型资助育人不仅需要科学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要尽全力掌握这些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心理状态、技能水平、成长经历、未来规划等多维信息，从而有针对性地制订个性化、定制化、立体化的帮扶方案。全面的信息摸排与动态更新需要一套有效的体系，一系列帮扶措施的发力需要一个过程，实现学生素质从量变到质变更需要漫长的时间，加之现有考核管理体制的固化，这就容易造成发展型资助育人“性价比较低”的假象。当然，所谓见效慢更多的是相对于补齐短板和功利化考核机制而言的，“只关注国家政策的落实、困难评定及资助发放过程，往往采取上级部门制定的考核指标体系，缺乏动态管理和监督”[8]，这种简单化评估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某种程度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自身存在的“短板”更为在意，这也是他们自卑、焦虑等失衡心态的重要诱因，特定情况下还可能成为阻碍其人生跃升的重大障碍。补齐短板需要更多时间，补齐成果需要更多认可，这些都要求现有的考核机制尽量给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更大的包容和关照。

（四）育人协同难

发展型资助育人对育人主体和育人资源的巨大需求，对现有的条块化部门管理、割裂化绩效考核、教条化育人理念与职责提出了重要挑战，协同育人在达成理念共识和目标设定、进行组织架构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困难，导致协同育人认知落地难。以校内协同为例，突出表现为两大误区：一是措施“一刀切”，目标不够精准。有些育人活动流于表面，虽解决了有无的问题，却忽视了群体和效能的精准性。二是措施不够系统化。现有的部门科层制设置，科室各司其职，习惯于将发展型资助育人归于学生资助中心或学生工作部门，缺乏主动参与和责任意识，加上统筹协同层次较低，容易形成各管一段、各扫门前雪的窘境。

四、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实践策略

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9]，不同于“抽象的个人”，每一个现实的个人都是具体的、生动的和发展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发展质态，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圆满完成，事关教育公平、民生福祉，事关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因而，做好发展型资助育人不仅具有社会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更是高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现实的个体出发，围绕立体化的发展型需求体系，可以将托举与赋能作为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基本策略、主导策略，通过持续夯实托举底线、赋能主线，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适应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获得提升社会竞争力、追求成才高线的不竭动能。从成长到成才，需要持续化解公平与效率、短期与长期、单一与多元、学生成长与管理机制等矛盾，积极探索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有效策略。

（一）守住底线，将托举纳入学生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托举，不仅是一种力量的传递，更是爱心、态度与责任的体现，是在确保公平优先的同时兼顾效率，契合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发展短板“补课”的急迫需求，也划出了学生成长的基本底线。“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10]长期以来，高校学生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从未缺席，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表现为定性指标为主、定量指标为辅，面上活动为主、专项活动为辅，选拔功能为主、普惠功能为辅，导致基础工作日趋边缘化。做好发展型资助育人，必须立足事实、尊重差异、补齐短板、夯实基础，真正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发展摆在面上、托在手中、放进心里，可以将托举分类、分层，有序纳入学生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之中，回归常识，真正将教育成果体现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上、发展上、感受上。一方面，通过量化、具体化学生发展考核指标，更好地分解育人任务、分担育人成本、分类评价考核，更好凝聚托举共识、明确托举职责、落实托举良策，引导各类育人主体注重育人质量、细化育人举措、勇担育人使命，切实改变普遍性有余、针对性不足，或是做多与做少回报差不多的传统窘境；另一方面，将课程及格率、心理团辅参与率、实践实训达标率等作为托举重点，在补齐短板基础上进行饱和式资源供给、价值观念引导和必要的教育管理矫正，采用“学校—学院—班级”横向评估、“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本科四年制）纵向评估相结合，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普通学生相关发展指标的动态、精准对照，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有与普通学生一样的蝶变机会。

（二）锚定主线，将赋能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遵循

赋能，作为一种能力的同频共振与激励生发，注重长期积累与厚积薄发，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始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11]，教师赋予学生的是生命之力、思维之力、改造世界与自身之力等，因而，聚焦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型需求的独特性，无论是思想引领、知识传授还是技能培训，均应将赋能作为根本遵循。一方面，锚定赋能主线是提升教育教学活动质量与吸引力的必然要求，是营造积极向上校园文化环境的必然要求，是践行“三全育人”理念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应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不同基础、个性特征和阶段性发展需求，分层分类开展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构建适应性赋能、提升性赋能、选拔性赋能“三位一体”螺旋式上升的育人格局，让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在合适的时机实现自我的突破。要避免单纯“一刀切”式的活动设计，或是过度以结果为导向的选拔方式，严格遵循发展型资助育人“补足—积累—质变”螺旋式上升的特有规律。

（三）追求高线，将成才化为教育资源汇聚的内生动力

成才，既是学生追求进步的姿态与过程、学生阶段性的水平与状态，更是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成才，是教育主客体的最大共识，是汇聚教育资源的最大内因，也是发展型资助育人的内生动力。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应围绕学生现有发展水平之上的最近发展区，通过提供适当难度的教育内容，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其努力达到并超越最近发展区，进而开启下一个成长阶段。[12]学生资助也要在注重托举底线和赋能主线的同时，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特点，科学设定成才高线，及时给予教育引导和激励，配套教育管理与保障；坚持动机、过程与结果相协调，将自我激励、朋辈比较与教育评估并重，协同助力学生顺利实现成才高线的连续性突破，以及由“要我成才”向“我要成才”转变的良性循环。

（四）瞄准重点，以创新创业赋能激发学生全面发展

创新创业实质上是“人在应答环境挑战过程中发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持续行动”[13]，是融合了认知、适应、竞争和改善环境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行动，具有较强的检验力、引领力和激发力等显著特征，也是发展型资助育人可以突破的重要方面。创新创业赋能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理解，狭义的创新创业赋能偏向于对重大赛事、创业事迹的比较，鉴于其难度的高阶性、数量的稀缺性和风险的不可控性，这一维度创新创业的赋能效果并不理想。广义的创新创业赋能应是包含知识传授、意识启迪、技能锻炼和实训实践等多元一体的完整体系，兼具普适性和高阶性，是开拓视野、融合知识、锤炼技能以及激发斗志的最佳形式。因而，以创新创业赋能为突破口，可以更好地激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的自觉意识与内在驱动力。

后扶贫时代学生资助由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变，既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迫切需要。只有聚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发展型需求体系，遵循发展型资助育人的特有规律，守住底线、锚定主线、追求高线、瞄准重点，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持续打造立体多元、分层有序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型资助育人格局，才能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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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扬州大学学报：高校研究版》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