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霞1，韩学影2，杨明一3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学生资助是保障教育公平、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资助育人是学生资助的落脚点。以北京、上海、浙江三地高校在读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开展针对高校学生资助及政策效果的调查及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具有积极影响，学生个人取向在影响资助效果的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区域和高校类型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资助环境对高校资助效果的影响尤为显著。为提升资助育人效果，在提高资助覆盖率和资助精准性的同时，应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多元协同。
【关键词】学生资助；资助环境；资助育人
一、问题提出
高校学生资助是保障教育公平、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学生资助逐步由“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变，以“资助助人”为出发点，以“资助育人”为最终目标，从而实现助困与育人的协同发展。从我国高校学生资助的实践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导致各地区高校的奖助政策实施力度存在差异[1]，而高校间资助力度的不均衡影响着学生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2]。从具体的资助效果来看，资助强度直接影响学业水平[3]，资助政策对学生心理层面存在积极影响[4]，以育人为本的教育实践项目对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发挥重要作用[5]。此外，高校在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和评定机制、资助资金的监管、对困难学生的心理关怀等方面还存在问题[6]，特别是针对欠发达地区的调查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底端的学生中大约有五分之一没有得到任何类型的资助，存在资助挤占等问题[7]。
作为一种教育价值导向，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基于教育公平理论，国家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应遵循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通过不同层次、类型的资助补偿，利用资助规模与结构的优化，确保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充分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与教育机会。同时，公平、高效等环境因素也会对资助效果产生影响，学生资助项目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奖励标准、评定程序等环境方面的“公平”未实现，会导致资助效率和效果低下[8]。此外，学生资助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教育权利和自身利益，而学生自身在竞争、心态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资助效果必然会受到学生个体取向的影响。
（一）资助规模与结构对资助效果的影响
依据教育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成本在各方之间的合理分摊，缓解了教育经费供给与需求之间、受益与付费之间的矛盾。资助规模方面，资助规模的扩大使资助能够覆盖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经济背景的学生，从而提高教育机会的均等性。研究显示，资助人数和资助金额的增长对资助效果有显著影响[9]，当资助金额无法满足学生实际需求时，会限制资助政策的效果[10]。资助结构方面，多元化、全面化的资助结构紧密围绕资助的可持续发展和学生的全面成长，有利于资助发挥更好的效果[11]。中国高校学生资助实现从“保障型”到“发展型”的转变，摆脱“保障型”资助在认定方式、资助方式、资助内容等方面的局限性，资助规模与结构的优化将教育资源精准聚焦学生成长成才的实际需要，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12]。由此可见，通过资助规模与结构的优化，扩大国家、社会、学校全方位资助的覆盖面，注重对学生经济帮扶的同时关注学生的多元需求和心理成长，有助于实现学生资助的精细化与科学化。基于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资助规模与结构的优化对资助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的影响
构建良好的资助环境是提升资助效果的实施要项。一方面环境为个体发展提供载体，直接影响个体能力及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环境对于个体发展起到激励或约束的作用，进而影响最终效果。高校学生资助的公平与效率是资助环境的关键要素，在资助公平性的基础上兼顾提升资助效率，做到材料甄别与精准研判并重，有利于实现由“资助助人”到精准化、效益化“资助育人”的最终目的。同时，通过探讨院校环境支持与学生发展之间关系，发现高校教学资源[13]、高校管理服务[14]等资助环境对资助育人效果存在影响。另外，良好的文化熏陶关乎高校资助育人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优秀的资助文化对资助效果存在显著积极作用[15]，有助于增强育人工作的实效。因此，通过重视和加强资助环境的建设，营造资助文化氛围与丰富宣传手段，有利于发挥资助资金的最大效益。基于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良好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学生个体取向对资助效果的影响
资助规模与结构的优化以满足学生成长需求为前提，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潜能为根本目的，因此学生个体因素可能会对资助效果的发挥带来一定的影响。长期以来，对于学生资助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帮扶层面，通过向学生提供物质保障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对于价值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关注力度相对不足。对于受助学生而言，不同取向的学生对于资助效果的评价也各不相同。由于受助学生在家庭收入、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获得资助对其经济、心态等方面的认知存在不同影响，受助学生对资助项目的帮扶程度、价值判断、态度取向等看法，会直接影响到其对资助效果的评价。因此，资助规模与结构对受助学生个体在经济层面、价值层面以及心理层面的影响，一方面会直接提高资助效果，另一方面会通过个体取向的差异性间接影响资助效果。基于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学生个体取向的差异性间接影响资助效果。
（四）高校区位及高校类型对资助效果的影响
从学生资助的具体实践来看，由于教育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高校之间的分配存在不均衡，直接影响到区域与校际之间的资助规模与结构及资助环境，进而导致资助效果存在差异性。特别是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域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能力和政策措施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高校学生资助在数量及质量上整体占优，对资助效果存在更强的促进效应。中国各地区生均资助经费最高的区域为北京市，其他地区与其存在2至6倍的差距[16]。同时，学生资助政策倾向于把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种资源分配的倾斜性进一步扩大了不同类型高校学生获得资助水平的差距[17]。因此，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及政策倾斜，使得资助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基于此，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H4：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资助效果存在异质性。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是资助效果。目前学界对于资助效果的衡量，主要集中在学习投入[18]、价值观塑造[19]等方面。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划分学业水平和思想认知两个维度，综合考察资助效果。学业水平指受助学生的学习时间、专业排名等客观学业指标，具体以学生年级排名、本科期间参与科研项目数量和上一学年的平均成绩进行衡量。思想认知主要指价值观塑造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着重衡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意识，具体从回馈社会和学校的意愿、每年平均志愿服务时长两方面进行测度。
解释变量为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资助规模与结构主要包括资助种类、资助强度、覆盖力度三个方面，其中，资助种类以本科期间所获得的资助类别数量来衡量；资助强度以奖学金资助及奖励总金额作为代理变量；覆盖力度通过学生所获资助对学习支出的覆盖力度来衡量。资助环境包括宣传力度、资助效率与资助公平三个关键变量，其中，宣传力度[20]是指对资助政策的宣传广度和深度，确保资助政策的透明度和知晓度，主要以学生评分作为衡量依据；资助效率主要测度资助申请、审核与发放的效率水平，以学生评分作为衡量依据；资助公平是指资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公正性和平等性[21]，具体而言，竞争择优的公平性更能体现学生资助的公平性，因此本研究从竞争型资助出发，通过态度评分评估学生资助的公平性。
中介变量包括经济帮扶、价值激励与心态影响三个维度。经济帮扶是指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来帮助受助者解决经济困难，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价值激励是通过资助政策鼓励受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自我提升。心态影响是指资助政策对受助学生心理状态的影响，通过帮助受助者建立自信，减少因经济困难而产生的自卑感。上述变量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度。
控制变量主要是学生特征因素，包括被调研学生的性别、年级及民族信息等因素。年级按照本科年级由1至5赋值；性别和民族采用0~1赋值法。
（二）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主要以文献和实际调研为主要依据，根据专家学者及高校学生资助管理负责人的意见完善调查问卷。正式的问卷调查包括五方面内容：一是以学生特征为基础，收集学生性别、户口信息、学校信息等；二是收集学生获得政策资助的情况，主要涉及获得资助种类、资助强度以及资助覆盖力度等方面问题；三是针对不同的政策环境，对资助环境进行刻画，主要包括宣传力度、资助效率以及资助公平；四是针对资助效果作用路径进行识别，收集经济帮扶、价值激励、心态影响等方面的数据；五是资助效果方面，通过成绩排名、科研参与、平均分数、回馈思想、志愿参与五个维度，对学业水平和思想认知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具体变量测度题项见表1。
（三）数据回收与描述性统计
在北京、上海、浙江三地高校样本选择上，基本涵盖了三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普通高校，其中北京地区涉及7所高校，上海5所高校，浙江5所高校。在参与调查的高校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9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3所，普通高校5所，问卷覆盖所有年级的在读本科学生。调查共回收问卷6954份，剔除394份无效问卷后，有效样本总数为656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33%。在问卷分布上，北京高校问卷占比26.17%，上海高校34.67%，浙江高校39.16%。从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资助效果的平均值为3.354，整体资助效果较好；资助规模与结构的均值为1.788，数值较小，即目前的学生资助规模与结构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资助环境，包括宣传力度、资助效率、资助公平，均值均超过4，表明目前学生对高校资助环境的整体评价较高，资助环境良好。从标准差看，除资助规模与结构、经济帮扶、价值激励的标准差大于1，其余变量的标准差皆在较小范围内波动，整体差异不大。
（四）模型构建与信度检验
基于问卷调查的指标选择及调查结果，本研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学生资助效果的影响路径，并利用STATA对问卷结果进行计量分析。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Efecti=ρi+αSi+β1Envir1i+β2Envir2i+β3Envir3i+γ∑Control+εi （1）
方程（1）中，Efecti表示资助效果，由学业水平、思想认知衡量；Si表示资助规模与结构，包括资助种类、资助强度、覆盖力度；Enviri表示资助环境，包括宣传力度、资助效率、资助公平；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学生年级、性别和民族；ρi为常数项，εi为误差项。
在资助过程中，学生资助的规模与结构一方面直接影响其资助效果，另一方面，通过对学生的经济帮扶、价值激励以及心态影响，能够间接地对资助效果产生影响。为探究其影响路径，本研究借鉴温忠麟等中介效应三步检验法[22]，检验经济帮扶、价值激励以及心态影响是否在资助规模与结构影响学生资助效果的路径中发挥中介效应，将中介变量Mi纳入模型中，联合方程（1）和方程（2）、（3）构建中介模型。
Mi=ρi+αSi+β1Envir1i+β2Envir2i+β3Envir3i+γ∑Control+εi （2）
Efecti=ρi+δMi+αSi+β1Envir1i+β2Envir2i+β3Envir3i+γ∑Control+εi （3）
为了确保问卷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在实证分析前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对于信度的估计，多采用克隆巴赫Alpha系数来检验。对于一个测验或者问卷来说，信度系数的阈值为0.70以上，问卷结果才能够被接受。本研究对于问卷中的17道量表题目进行了信度检验，得到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0.767，说明问卷中量表题的结果可靠稳定。
三、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以北京、上海、浙江高校学生为研究样本，通过逐步纳入控制变量年级、性别和民族，探究影响资助效果的具体作用路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在只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对学生资助效果的影响时，回归结果表明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学生资助效果的影响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的优化对学生资助效果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一是资助规模的扩大有效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负担，提高资助覆盖面和资助效果。同时，多元化的资助结构更全面地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确保资源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学生，提高资助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是良好的资助环境可以提高学生对资助政策的知晓率，有助于需要帮助的学生申请学生资助，促进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在逐步纳入年级、性别和民族等控制变量后，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的影响方向并未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而改变，仍然呈现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对比回归结果中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的系数大小和方向，可以看到，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的提升始终强于资助规模与结构。由此初步验证本研究假设1和假设2，即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均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
（二）资助规模与结构对资助效果的回归分析
由于资助规模与结构包含资助种类、资助强度和覆盖力度三个维度，因此将资助规模与结构的三个维度与资助效果做进一步回归论证。由于资助效果受资助环境影响，为增加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在控制年级、性别和民族的基础上，增加资助环境作为控制变量。表3列（1）至列（3）汇报了资助种类、资助强度和覆盖力度对资助效果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资助种类、资助强度和覆盖力度对资助效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假设1。同时对比各维度的回归系数，发现资助种类对整体资助效果的影响系数最大，对资助效果的提升效应为0.049%。其一，资助类型的多样性能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更有效地提升资助效果。其二，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有不同类型的资助，有利于精准识别受助学生群体，提升学生资助的有效性。因此，在资助规模与结构方面，丰富和拓展学生资助种类，确保各类资助项目互相补充，会显著提升整体资助效果。总体而言，资助种类、资助强度和资助覆盖力度对资助效果存在较强的驱动效应，进一步表明资助规模与结构优化对学生资助效果存在积极影响。
（三）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的回归分析
表3列（4）至列（6）在年级、性别和民族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资助规模与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汇报资助环境中的宣传力度、资助效率、资助公平三个指标对资助效果的回归结果。从实证结果来看，宣传力度、资助效率、资助公平对资助效果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结果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由此进一步验证假设2。究其原因，一是多渠道、多层次的宣传能够确保更多学生和家庭了解国家的各项资助政策，解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顾虑，从而提升资助效果。二是资助效率的提升意味着资助资源的优化配置，以需求为导向的资助能够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三是资助的公平性使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学生平等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减轻低收入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利于受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具体来看，资助公平的影响最强，系数为0.060；宣传力度的影响次之，影响系数为0.051；资助效率对资助效果的影响最弱，影响系数为0.049。总体而言，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在提升学生资助效果方面，要注重营造良好的资助环境，尤其是维护资助公平性。由此，再次验证本研究假设2，即良好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下列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解释变量。具体以资助种类、资助强度、覆盖程度替换解释变量进行重新回归。二是剔除低年级样本。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由于进校年限相对较短，对于学生资助的认知和自我评估可能会存在偏差，故将此类样本剔除。替换解释变量后的检验结果表明，资助种类、资助强度、覆盖程度对资助效果的回归结果均为正向影响，且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此外，剔除样本后的回归结果显示，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的影响系数的方向未发生改变，且回归结果在5%以上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再次验证研究假设，充分证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内生性检验
为避免变量间的内生因果关系导致回归结果的不准确，本研究采取以学校类型作为工具变量，对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和资助效果间的因果关系进行2SLS回归。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中，学校类型划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普通高校”。学校类型的差异对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存在直接影响，对被解释变量资助效果不存在直接影响，符合内生工具变量的选取规则。2SLS回归结果如表4，结果显示第一阶段F统计量最小值为25.940，说明工具变量选取合理，学校类型的回归系数为0.600和0.020，表明学校类型对资助规模与结构存在显著相关性。第二阶段使用学校类型的拟合值进行资助效果的回归，结果显示，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的拟合值HS和HEnvir对资助效果的影响仍然是积极且显著的，再次说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影响资助效果的中介机制检验
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资助通过学生个体取向的差异性影响资助效果。因此，本研究从经济帮扶、价值激励、态度影响三个角度进行中介机制检验，刻画其影响路径。结合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和模型构建，按照中介效应两步法进行估计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显示，资助规模与结构对中介变量（经济帮扶、价值激励、态度影响）的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呈现正相关。在加入中介变量（经济帮扶、价值激励、态度影响）之后，资助规模与结构和中介变量（经济帮扶、价值激励、态度影响）均正向推动资助效果的提升，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学生资助能够通过经济帮扶、价值激励、态度影响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资助效果，据此验证了假设3。一方面资助提供的经济支持使学生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中，避免为生计而分心。另一方面学生资助培养学生争先创优的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品质，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和社会责任感，从而间接提升资助效果。且该中介效应均为部分中介效应，即学生资助通过提高经济帮扶、价值激励、态度影响，显著促进了资助效果的提升。
（七）资助效果的异质性测度
为了进一步测度不同区域资助效果影响的差异，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按照样本区域，划分为北京高校样本、浙江高校样本和上海高校样本，探讨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影响的异质性。表6列（1）为北京高校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学生资助效果的影响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通过对比发现，在北京样本中，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的影响更为显著。表6列（2）、列（3）分别为浙江高校样本和上海高校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资助环境对浙江区域的学生资助效果同样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表明提高资助环境可以有效提升区域高校学生资助效果。上海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资助规模和结构对资助效果的影响显著为正，且资助环境对学生资助的影响强于资助规模与结构，回归结果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通过以上分析，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验证。而地区间资助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第一，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及教育资源的投入能力，导致资助效果存在异质性。第二，区域间政策宣传、执行力度和效率可能存在差异，影响资助效果。
此外，对样本按照高校类型进行分组回归。由于样本中高校主要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普通高校，因此本研究剔除其他类型高校，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普通高校资助效果的影响进行异质性验证。表6的列（4）和列（5）为异质性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普通高校的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学生资助效果的影响均在10%以下显著为正，说明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影响的有效性。通过两类学校横向对比，发现资助规模与结构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资助效果的影响大于普通高校；资助环境对普通高校学生资助效果的影响大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究其原因，其一，“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载体，国家对高校的资助投入较大。资助规模的扩大和资助结构的优化，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更好的学习条件，从而提高资助效果。其二，相比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通高校在资源获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资助环境的改善对于提升普通高校学生资助效果尤为重要。因此，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普通高校学生资助效果的影响均得到验证，且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北京、上海、浙江高校学生资助开展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资助规模与结构、资助环境对资助效果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资助规模与结构通过经济帮扶、价值激励和态度影响促进资助效果的提升。此外，异质性研究表明，资助环境对北京地区高校和普通高校资助效果的影响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拓展资助来源渠道，提升资助覆盖率和资助水平
一直以来，中央财政资金是中国学生资助经费的主要来源，相比较而言，高校自有资助及社会资助严重不足。各级政府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保障政府资助稳定性的同时，应不断拓展生资助的来源和渠道，促进资助体系融资主体的多元化。从资助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出发，吸引企业、社会团体和校友等作为资助主体参与到资助共建中，同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荣誉表彰等措施，激励更多的社会力量为学生资助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探索建立贫困生资助基金、教育投资基金等，通过投资运作等方式，确保资助资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完善制度化措施，加强资助的合规有效运作
资助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资助资金能否得到有效使用。通过完善制度化措施，加强资助政策的合规、有效运作，堵塞资助管理可能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操作不当，避免资助管理中程序不完善、操作不规范、发放不公平问题。一方面应加强助学贷款立法及执行，完善贷款使用及偿还的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惩戒机制，降低助学贷款的拖欠率和违约率，确保助学贷款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入学教育、学生手册、校园媒介、网络新媒体等，加强资助政策的宣传、普及和执行监督，维护良好的资助环境，确保学生资助宣贯效果。
（三）规范和创新资助方式，提高资助精准性及灵活性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受助学生的个体需求和个体差异，按需施策，根据学生学业、生活、发展等需求精准设立资助项目，构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型资助体系。此外，在数智发展背景下，要推进资助工作大数据信息化智能平台的建设。对于贫困学生的家庭收入、消费习惯、支出类目等信息开展系统整理和动态监测，实行“一人一档”、精准画像，并根据信息变化进行实时更新，据此对不同情况的学生设计个性化的资助方案，并根据信息系统的更新变化实现资助政策的动态调整，确保资助资源能够精确匹配到最需要帮助的学生。
（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进学生资助均衡发展
针对地区间、校际间学生资助存在差距的现实问题，政府部门应给予充分重视，通过调整学生资助经费收支结构以及资助政策的适当倾斜，确保资助分配的公平性，加大对普通高校学生资助的支持力度，减少教育资源数量或质量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间的分布不均。同时，应该避免“撒胡椒粉式”、全局性地提高资助水平，而应将资助增量有针对性地投入资助水平较低的区域和普通院校。通过差异化的资助策略逐步减少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学生资助水平的不均衡，提高学生资助的覆盖面和资助效果。
（五）利用多元协同实现资助育人，提升资助育人效果
学生资助离不开政府、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助力。一方面，要为高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和锻炼机会，资助学生特别是那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社会实习和企业实践，使其将来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回馈国家、社会、学校给予的帮助。这也是扩大资助政策外溢效应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为更好地适应“后扶贫时代”资助育人及人才培养的新需要，应紧扣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及国家急需紧缺人才培养这一战略目标，推动高校学生资助由单纯扶贫转向扶贫与扶智并重、由救济型资助转向发展型资助，使资助工作真正融入育人的大格局中，凝聚育人合力，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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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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