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 王婷
【摘要】高校资助工作是推进社会公平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工程、民生工程。“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高校资助工作的资助标准、资助模式也必然随着发生变革。政府层面推进政策优化和信息共建共享，社会层面加强价值引导和技术协同共治，高校层面提升资助水平和育人实效等多方协同是优化高校资助工作的必然举措。
【关键词】相对贫困；技术赋能；资助育人
随着2020年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我国正式迈向解决相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全国资助学生总人数和资助总金额连续十年实现“双增长”，意味着教育扶贫的任务责任重大。高校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主体，面临“数智”赋能资助效果不佳、贫困生测量精度不足、资助工作育人功效发挥不充分的现实困境。新时代对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在新发展阶段重新审视资助标准、资助对象、资助方式等问题，这既是时代所需，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后扶贫时代”高校资助工作的实践逻辑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校资助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高等教育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制约。新时代新征程，遵循规律正确把握资助工作方向，有助于深化对资助工作中国特色的认识与理解。
（一）高校资助工作应当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后扶贫时代”资助工作与脱贫攻坚、教育现代化等问题紧密联系，而高校资助工作是推进共同富裕和优化人才资源结构的重要途径。
1. 坚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经济逻辑
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学生资助政策也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个人成长需求进行调整。如今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等生存性开支比例逐步下降，职业资格、驾照等各类技能性培训开支比例有所上升，因此资助工作应当“兜底保障”与“发展支持”并重，充分考虑贫困生生存性以及发展型支出的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高校资助政策的落实，贫困大学生人力资本、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均有显著提升，其具备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可提升劳动效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校贫困生中农村生源居多，他们是国家脱贫攻坚的受益者，也可转化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者，资助工作应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服务振兴力上着力。
2. 坚持与大数据相匹配的技术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何利用数据资源助推资助工作，使其服务高校教育决策与治理，是值得探究的战略课题。《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中指出，区块链系统完全可以适用于学生征信管理、升学就业、学术管理、资质证明、产学合作等方面[1]。从逻辑上讲，数字技术与资助工作是互相作用的关系，两者耦合度越高协同程度就越高，耦合度越低则制约程度越高。
（二）高校资助工作应当遵循教育发展规律
高校资助工作不仅是促进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之举，也是让贫困大学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
1. 坚持促进社会公平的教育逻辑
“高校资助工作本身就蕴含着浓厚的公平意义，这种公平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呈现的社会和谐一体、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公平正义的现实反映”[2]。在贫困学生入学前，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建立经济困难的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制度，保障教育起点公平；入学后，高校的软硬件设施、师资课程均无条件向所有学生开放，体现了教育过程公平；针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等重点群体毕业生出台专门的就业帮扶政策，体现了高校对教育成功机会结果公平的看重。
2. 把握青年成长成才规律
资助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贫困生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需求也从基础的温饱逐步提升为安全、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满足。高校资助工作不仅要“物质保障”“能力提升”，更要“道德浸润”“价值引领”。在其成长发展的“拔节孕穗”时期坚持育人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向贫困生的获得感进行靶向帮扶，激发内生驱动力从而摆脱头脑中的“贫困”。
二、“后扶贫时代”高校资助工作的现实困境
“后扶贫时代”面临的相对贫困治理对于高校资助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的议题。信息共享壁垒、认定帮扶不精准、育人实效欠佳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助效果。
（一）“数智”赋能资助的效果不佳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资助育人要实现显性资助与隐性资助的有机融合”。资助工作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重要变革方向，但“数据烟囱”“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一方面，数据联通还需加强。资助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类主体联动参与，协调推进。贫困生认定需考量区域经济情况、高校办学层次、学生家庭情况等多种因素，但由于贫困生数据信息在不同部门之间共享存在壁垒，缺乏统一的运行逻辑，对贫困生信息的定义和抓取存在误差，从而导致各资助育人主体难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数据运用还需优化。虽然已有部分高校通过分析食堂消费数据、电话消费等单一数据进行“隐形”补助以提升贫困学生的获得感。但由于大学生单一消费数据的影响因素较多，因此不宜作为识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唯一标准，北京大学的调研就显示食堂消费等单一数据指标作为补助依据识别准确率不太理想[3]。要实现数字技术与高校资助工作的深度融合，达到“无盲区、无漏洞”的效果，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二）贫困生识别与测量的精度不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定是学校资助工作的基础，是奖助学金评审和发放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认定时“双因素”考量不充分。受助学生认定应考虑个体家庭收入和学生的就学费用支出。另一方面，尚未形成相对贫困基准线。相对贫困具有主观性、发展性、动态性、相对性等特征，要求我们应将全校学生各项数据的中位数作为标准。《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虽然明确认定依据的有关因素和认定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家访、信函索证等方式很难做到短时间全覆盖，各地各校还是倚重于“班级认定”，主要根据申请人申报材料中的家庭收入、财产、债务等情况以及外显的消费情况进行民主评议，这样就有可能存在人为因素导致的瞄准偏差。《教育部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取消了贫困生家庭经济情况证明，修改为个人诚信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认定的难度。而助学金的评选往往是社会和学生关注的焦点，2023年天津助学金事件就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助学金的申请条件、认定标准、评选过程、助学效果的思考。显而易见，高校资助认定工作尚未完成经验化决策向科学化、精准化决策转型。
（三）资助工作的育人功效发挥不充分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渴望与资助主体资助资金匮乏的矛盾已经转变为低收入家庭大学生的成才渴望与资助育人体系不完备的矛盾[4]。一方面，“伪贫困生”“懒贫困生”仍然存在。高校落实国家帮扶政策，多是通过奖助学金、困难补助、减免学费等“输血型”资助形式，无偿经济资助占比较高，容易滋生部分学生的工具性价值观念和行为。其表现形式既有精致利己主义的“伪贫困生”，也有只将资助金当“福利”或“权利”，并无意愿履行“勤俭节约”“勤奋好学”义务的“懒贫困生”。另一方面，资助的效果评估和反馈机制尚不健全。助学金的使用效果和社会效益是衡量助学金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指标。目前高校资助多以“给予式”资助工作模式为主，缺乏受助学生的主体参与，受助学生提交申请表后“一劳永逸”，受助资金使用、学生成长数据、满意度评价未纳入资助育人评估体系，导致“所助非所需，所需无所助”的供需偏差，“被认定”“被资助”也会影响其受助获得感。
三、“后扶贫时代”高校资助工作的实践进路
高校资助工作不仅是高校教育的单方面议题，其政策变迁、价值导向、功能拓展是政府治理变革、社会进步、教育发展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帮扶政策完善”“返贫动态监测”“内生发展动力培育”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助困措施也为高校资助工作明晰了革新方向。
（一）政府聚焦公平，推进政策优化和信息共建共享
我国高校学生资助模式中，政府是资助主体，应当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作用，凸显政府在资助工作中的基础保障作用；建立明确相关各方权责的政策机制，切实保证各项资助政策的有效实施。
1. 资助政策的“与时俱进”
“理想化政策”制定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前提条件。“后扶贫时代”，受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制约，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高等教育成本提高及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变化等都对资助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行的资助政策需要进一步调整“奖、贷、助、补、免、勤”的结构比例，充分发挥“兜底”和“发展”的双重功效。如资金结构上合理分配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和“绿色通道”的金额比例，加强各种资助项目的互补性，避免制度覆盖缺失和重复覆盖；资助额度可以进一步释放助学贷款政策红利，提高贷款金额，设置教育培训等专项费用的贷款；助学金可参照中职高中按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进行的进一步细分比例和金额等。同时政府层面可实施资助预算总成本制度保障学生教育选择权。
2.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政府体制决定着技术治理的高效性”[5]。信息和数据是数字治理时代的核心资源，也是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要素。《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各地要建立联动机制，加强相关部门间的工作协同，进一步整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资源。从资助相关文件可以看出资助涉及的部门较多，教育部、财政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残联等部门根据工作职责直接指导，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具体参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近年来，高校与民政、扶贫、残联等部门信息系统对接保障了诸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烈士子女等特殊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但尚无覆盖的贫困生数据库。由此可见，国家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优化不是简单的部门整合，而是“整体智治”的革新。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各部门的数据共享，拆除民政、教育、住建、卫健、医保、残联、税务等部门的“信息烟囱”，建立这些部门“一体化”协作的数字运行逻辑，为各地贫困认定和帮扶提供具体参照标准。同时，针对相对贫困具有较大的区域间差异性这一问题，生源地政府大数据相关部门牵头，联合对学生家庭的家庭劳动力收入以及家庭成员健康情况、子女老人供养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和动态更新，形成小中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纵向衔接的数据链条[6]。
（二）社会聚焦公正，加强价值引领和技术协同共治
社会捐助是高校资助资金的重要补充，应多措并举促进社会资助项目发展，拓宽教育资助渠道，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资助高等教育，逐步形成扶贫济困、关心青少年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营造良好的捐资助学氛围
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引导，增强社会公众对资助工作的信任。营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厚社会氛围。尤其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加强“贫困耻感文化”建设，激发全社会树立劳动为荣的观念，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理念，培养通过辛勤劳动实现人生价值的信念，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发挥媒体优势大力宣传社会影响力大、覆盖面广的资困助学典型，讲好新时代资助故事，提高扶贫济困的社会关注度；同时还要发挥媒体监督功效，提升资助工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拓展资助资源，汇聚帮扶力量。《2022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显示社会资金仅占普通高等教育资助资金总额的1.19%，社会慈善捐赠重点关注医疗、灾难救助以及基础教育，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则相对较少，社会资金还未能成为财政资金的有效补充[7]。要形成资助资金多元投入格局就需要发挥政策激励和引导作用。一是注重政策引导，通过税收政策、科技服务政策、政府表彰等政策激发多元主体资助意愿。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税费减免条款”；地方高校可通过科研成果转让、科技服务与咨询等途径加大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民政部门设立“中华慈善奖”等慈善领域政府奖等。二是完善制度设计，推动公益基金会设立。完善教育公益基金会设立、监管相关政策，鼓励更多社会资金在省级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设立公益基金会，推动有资金实力、有教育情怀的社会资本在高校设立专项基金。
2. 数智技术协同共治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已经融合为现代治理力量，嵌入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当中。产、学、政、研均无法“置身数外”，通过构建数字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以及有序参与的互动模式，全面激发社会多方力量的主体意识[8]，建立健全多方合力资助体系，有利于实现社会力量从零散帮扶到协同共治的转变。以区块链应用为例，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去中心、不可篡改、开放透明、高度自治等特性可以帮助资助者、被资助者和管理者掌握每一段数据流的详细动态[9]。科研机构、企业和高校应积极研发能服务资助工作的服务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底层开源技术平台和标准体系。如重庆市属高校资助资金统发管理系统将银行发放系统与资助统发系统链接，国家助学金、社会资助项目均可通过系统发放，实现资助资金发放透明、可查可追溯，有效降低了资助者、管理者与被资助者之间的信用成本[10]。
（三）高校聚焦育人，提升资助水平与育人实效
高校是切实履行落实资助工作的责任主体。学校党委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学生资助工作，以学生实际需求为导向，持续探索完善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体系，努力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学生资助体系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1. 完善校本学生资助信息系统
资助工作必须以本校校情为基本点，以本校学生学情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开发校本系统。首先，“数智化”精准识别资助对象。关注相对贫困学生群体的多维贫困状态，采用“贫困线”概念来刻画学生的相对贫困状态[11]。基于全校学生数据划定校内动态资助“基准线”，该“基准线”不仅应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还可以成为学生学业、心理、能力的预警依据。以生源类别、家庭收入、教育支出、突发情况等为主要参数开发数据库，分析学生致贫因素、消费数据、资助需求等模块的相关关系，减小大数据技术运用中依靠单一因素可能产生的偏差[6]。其次，“个体化”定制帮扶路径。在“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学生就是存在未满足需求的学生群体。系统集成关联诸如学工部、教务处、团委等学校各部门数据，通过家庭经济情况模块、学业模块、能力模块、心理模块之间的相关分析进行数字画像。通过创设数理模型预测学生的贫困程度和资助需求匹配相应的资助政策，进一步推进隐性资助的实施。最后，“多元化”评估资助成效。资助部门应对工作进度和目标达成程度实行“双监控”，重点监控贫困生各项指标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增量，强化评估结果运用，及时调整和改进资助育人方案和措施，提升育人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预见性。值得一提的是，大数据治贫作为一种高阶的技术治理模式对于资助工作者可能存在技术和认知门槛。不仅要提高资助工作者的数据意识和运用能力，还要警惕“技术决定论”的数字依赖，要始终保有工作中“人的温度”。
2. 构建一体化资助格局
资助育人的落实需要凝聚各方教育力量，同频共振发挥资助育人协同功效。首先，增强校内育人合力。资助工作应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把资助育人列入学校的重要议事日程，发挥各部门育人功效，从制度建设、条件保障等方面构建全员协同的责任体系，完成对学生“托底”到“拔尖”培养的转变。如资助部门与教务部门共同制定贫困生公益劳动的学分认定；与国际交流部门联动为优秀贫困生提供国际组织岗位锻炼、名校交流游学的机会；与校友部门合作制定捐资助学的具体政策和方案；与就业部门联动开展就业帮扶工作，发放求职创业补贴和专项补助等。其次，协同校外育人力量。高校应不断开拓企事业单位、团体和个人的捐资助学渠道，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面向高校设立贫困生专项奖学金、助学金，健全资金筹措机制；同时通过开展单位岗位体验营、重点行业企业参观等资助活动，提高社会力量投身高校学生资助事业的积极性，实现互利共赢，保障学生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再次，强化家校育人合力。家庭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支持，会对贫困生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其职业选择和社会适应。因此资助工作者一方面要与当地居委会、村委会保持联系，细致掌握学生家庭情况；另一方面通过家访或“云家访”的方式与家长互动沟通，了解学生的成长背景，同时反馈学生的在校情况，增强家长对资助育人工作的理解和认同，从而给予学生正向支持。
“贫困文化”导致的内生性动力不足是造成贫困大学生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12]。首先，激发贫困生主体动能。资助工作要让学生成为“主体”，不做简单的经济“布施者”和道德“说教者”，让学生切实参与帮扶政策制定、落实、反馈等各个环节，根据学生需求及时调整资助育人工作方式，帮助他们把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为学习生活的动能。其次，培育贫困生核心价值观念。资助工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资助政策对个人思想道德品质、公益时长等提出明确要求，促使学生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逐步完成无偿向有偿资助的转变，引导学生通过劳动锻炼创造价值。再次，让贫困生有尊严地受助。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注重保护贫困生隐私，不公开“贴标签”，将显性资助与隐性资助相结合；开发诸如学业规划、心理辅导、社会实践、就业帮扶等可供贫困生自主选择的资助资源，既降低贫困生的教育支付成本，又提升其能力；通过校园新媒体矩阵大力宣传自立自强大学生的典型事迹，增加广大师生对于资助工作的认同。最后，培养贫困生的社会责任感。高校应当拓展资助育人载体与路径，尤其善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课程的第一课堂，将乡村振兴战略等内容纳入其中，培养贫困生热爱乡村、服务基层的家国情怀。运用好第二课堂，开展走进乡村，搭建城乡、校地之间的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参与资助宣传、乡村治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社会实践项目，产生服务乡村、到基层建功立业的内在自觉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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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节选自《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22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