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庆华1，2，袁旭元3
（1.杭州师范大学；2.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3.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摘要】沿着助困、育人两条主线，经过探索、建构和发展三阶段，资助育人逐渐从名词组合变成一种育人理念。数字技术持续迭代，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日趋深化，学生资助工作产生并关联大量数据，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成为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创新发展的方向。在智慧教育和信息生态理论的指引下，从价值、治理、服务三个维度构建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在升级教育公平理念、精准识别资助对象、数据赋能学生发展等三种因素的驱动下，基于“价值—治理—服务”分析框架，高校可以从物质帮扶转向聚力学生全面发展，从单一组织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资助业务数字化转向数字智能化，从而勾勒出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图景。
【关键词】智慧资助系统；数字化转型；资助育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996年我国高校招生开始并轨，多数大学生缴费上大学；1999年高校扩招拉开序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总数不断增加。国家根据形势发展，分别于1999年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2000年建立绿色通道制度，2002年确立国家奖助学金制度，此后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的资助体系。2016年7月，教育部举办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座谈会，会议正式确立了资助育人工作理念，对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2017年12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资助育人位列“十大育人”体系，成为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再次强调完善精准资助育人。20多年来，沿着助困、育人两条主线，经过探索、建构和发展三阶段，资助育人逐渐从名词组合变成一种育人理念。在政策演变的过程中，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愈显重要，成为塑造与培养人才不可或缺之环节，技术的迭代日益驱动高校资助育人模式升级，以求帮助“弱势群体”追求美好生活，从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管理机构最系统、资助类型最全面、资助人数最多、资助功能多样化的庞大学生资助体系[1]。在此基础上，应大力推进精准资助，全面深化资助育人，持续加强规范管理，推动学生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积极贡献。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深刻影响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有三个方面的变化值得深入思考。一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不让一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已经完成，将更多资源用于促进困难学生全面发展成为高校新任务。二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在加速，资助工作融合技术创新成果推动资助对象认定和识别精准化、管理和服务优质化，成为治理水平提质的新课题。三是当代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自带“数据基因”，资助对象时代特征变化给资助服务模式带来新挑战，对育人队伍数字素养提升提出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明确了教育数字化未来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资助育人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资助工作产生并关联着大量数据，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成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创新发展的趋势。
一、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自由的、全面的、个性化的发展，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处于探索阶段[2]。智慧教育（Smarter Education）作为教育发展的高级形态，引领着教育数字化转型[3]。国外关于智慧教育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利用智能技术创造智能环境，从而促进智能教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使学习者成为具有更好价值取向、更高思维素质和更强行为能力的智慧人才[4]。开启国内智慧教育研究先河的是祝智庭教授，他认为智慧教育是通过人机协同作用来优化教学过程与促进学习者获得美好的发展体验[5]。有学者基于数据挖掘技术设计智慧资助系统，对资助对象在校生活学习的情况进行量化分析，将资助工作和育人过程数字化，以期提高精准性和实效性[6]。国内外智慧教育理论为高校资助育人数字化指明了方向，智慧资助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践在技术层面为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作出了有益探索。
资助育人是一项教育机制，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设计的一系列有机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可以将其视作一个系统。高校应主动响应外部环境变化，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教育数字化转型，将数字技术整合到资助育人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实现资助对象认定识别、困难学生学习方式、资助育人过程等系统性重塑。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与资助育人的目标导向、智慧资助信息系统建设、学生资助数据管理、师生信息素养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建构分析框架，探索其数字化转型路径。信息生态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借鉴自然生态理念，将信息看作一种资源，通过调节人和信息环境所构成的信息生态系统，合理利用信息资源，达到信息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7]。信息生态是一个由人、行为、价值和技术在一定的环境下所构成的系统。信息生态理论强调系统与外界信息的交换，系统中各个部分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以及系统的进化思想。映射到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则是由教育主体、信息、技术、育人环境构成的一个松散耦合的育人信息生态系统，系统的演化、进化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信息生态中，核心并非技术，而是技术所服务的人类。据此，可以从价值、治理、服务三个维度分析资助育人信息生态系统。其一，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产生并关联着大量数据，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挖掘数据价值、提高资助绩效、深化育人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是资助育人发展的价值追求。其二，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5G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改变着资助育人环境、策略及手段，推动高校资助育人模式管理创新发展。其三，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外部环境在变化，即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加速，作为子系统的资助育人系统面临挑战，改进服务方式促进生态系统向新的平衡跃升成为“必答题”。
（二）分析框架
时代在发展，资助对象需求在升级，资助育人外部环境在变化，需要运用全面、辩证的思维去审视和优化现有的高校资助育人模式，借鉴智慧教育框架和信息生态理论，建构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治理服务”三个维度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以该框架阐释高校资助育人数字化转型的内驱动力，从价值创造、治理创效、服务创优三方面描绘其创新发展的实践图景。一方面用好信息化技术精准落实各类奖助政策，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学生资助模式从保障型向发展型延伸、从传统型向智慧型迭代；另一方面响应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科学运用数字技术建立智慧化育人新机制，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培养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助力人力资源强国建设，服务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从价值维度看，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现对优质均衡教育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资助育人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理所当然地成为高校资助育人模式创新发展的价值追求。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引下，“智慧资助信息平台＋学生资助工作”的组合、融合、演化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的成效。技术赋能学生资助工作，整合资源精准服务学生全面发展，为资助育人治理体系和服务模式创新提供指引。其次，从治理维度看，以技术创新促进和保障育人要素协同，以系统思维推进人机协同、校内校外协同，提高育人成效。可以通过育人机构扁平化改革，促进育人主体与载体深度融合、一体协同，促进教育内容针对性与衔接性相统一，释放协同效应。创造智慧教与学的应用场景，通过数据画像技术实现隐性能力和显性素养的诊断与改进，推动知行合一、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激活困难学生学习内生动力。最后，从服务维度看，强调信息的应用和用户的体验，推进业务数据化、数据智能化，实现服务方式创新。构建精准认定和识别机制，挖掘数据价值提供贴心帮扶，快速响应学生需求。坚持用户思维，注重困难学生感受，以数据互联促进情感互动，实现“不见面资助”“无感知资助”等人性化的资助方式。优化智慧信息平台设计，方便各级资助管理系统用户操作，促进管理效能不断提升。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实现管理创新落实精准资助要求，促进要素创新打造高品质的资助育人体系，让更多困难学生成就精彩人生，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二、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探究
（一）价值维度：升级教育公平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学生资助作为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息息相关。“十四五”时期的中国教育公平，已经升级发展为“有质量的教育公平”[8]。脱贫攻坚收官之后，资助对象由绝对困难为主、困难程度分明，转向相对困难居多、困难特征虚化。当“低收入”没有了绝对参照系，“宁愿少资助，不能资助错”的“不作为”现象开始显现。“应助未助”“多助乱助”等现象有可能影响教育公平，需要运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破解难题，精准识别低收入家庭学生和确实需要帮助的学生，并根据他们需求实施经济资助、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就业指导等精准帮扶措施，为他们提供有质量的教育，从而更好地完成学生资助促进“有质量的教育公平”的重大使命。
诚信是至关重要的品质，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树立良好形象的基础、个人成长的重要支撑、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资助工作育人功能的目标追求。然而，《2022年江苏省学生资助基本情况问卷调查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参与调研的学生认为就读学校存在家庭经济不困难的学生获得了国家助学金的现象，2021年市县比例为17.43%，高校比例为24.53%；2022年市县比例为16.94%，高校比例为22.57%。尽管2022年数据略有下降，但总体上仍与2021年同期持平，存在少量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区分度不明显导致“家庭经济不困难”的学生拿到了国家助学金。杜绝“假贫困”“骗资助”、培养有信用的人、构建学生资助工作诚信体系是衡量资助育人工作质量的试金石，是资助育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灵魂。科学应用数字技术可以让资助对象不敢作假、无法作假，还可以促进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机制的建立健全，从而促进困难学生健康成长。
（二）治理维度：精准识别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精准认定和识别是学生资助工作的难点和要点。依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学生家庭收入、财产、债务等经济信息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关键性指标。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学生及其家庭的居住地、收入来源、工资标准及职业类型等日趋复杂多样。高校普遍全国招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依据校园地的最低生活标准认定困难等级可能是“一刀切”，按照地区分开认定又容易造成混乱。依据《教育部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教政法函〔2019〕12号）等文件精神，高校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时不得强制学生提供证明材料。因此，资助对象精准认定是学生资助工作的“卡脖子”问题。此外，高校还存在“隐性困难”学生，即学生碍于情面，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家庭经济困难，不肯提交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如何精准识别此类学生也是资助育人工作亟需破解的难题。依靠高校辅导员、班主任的日常观察确实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无法体系化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数字技术的迭代引领精准资助发展。数智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应用数据治理技术破解难题是重要的探索方向，运用数据思维能推动资助工作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促进精准认定和识别机制形成。在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思维的应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能引领精准资助创新发展，促使资助育人模式逐步转向一个更加精准、高效的新图景。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精准认定机制，快速、有效区分提交教育资助申请的学生（图2中A类学生和B类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从而实现应助尽助不多助。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建立精准识别机制，通过技术聚合校内消费数据并加以分析，把未提交申请、但确实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图2中C类学生）识别出来，从而提供人性化帮扶，传递教育的温暖。
（三）服务维度：数字赋能学生发展
服务方式的创新是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成败的关键内容，其中重要一环是健康的数字文化氛围营造。数字文化氛围指在特定环境或组织中，通过数字化技术和理念的应用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环境或氛围。在数字时代，平台和共享尤为重要，积极鼓励高校资助育人信息生态系统中资助者、受助者、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利用数字化工具和平台进行信息共享、沟通协作、知识管理和决策支持，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形成积极、创新、高效、协作的环境。在推动资助工作“对象数字化、过程数字化、规则数字化”的进程中，需要明确数据使用规则，不同部门的数据在授权下可以充分共享，从而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确保数字化转型的过程顺畅和连贯，服务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师生数据素养高低直接影响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其一，资助队伍的数据素养影响资助工作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用好、用活、用实资助数据，对从业人员的数据素养提出了高要求。一方面，高校资助工作队伍要具备较高的数据素养，不达标者要加强培训，方可帮助困难学生提高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9]。另一方面，为跟上智慧教育发展节奏，信息管理系统需要持续优化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实现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表现、快速收集学生个性需求、量身定制显性和隐性资助措施，实现精准育人和精准评价，形成全员参与、全程服务、各方协同的格局。其二，乌卡时代，高校必须从培养“知识人”向“智慧人”转变，突出信息加工方法的运用，能正确处理和应对信息急剧增加所带来的各种问题[10]。在信息大爆炸时代背景下，相比普通学生，经济困难、学业困难、心理困扰等学生群体信息加工能力更需要培训和提升，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低收入家庭学生在智能设备购置、智慧场域熟悉程度上可能存在“短板”。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提出数字革命应当惠及所有学习者，所以要为困难学生提供相应支持，急人所急、雪中送炭，消除信息鸿沟，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三、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图景
（一）价值创造：从物质帮扶到聚力全面发展
1. 育人理念深化，从保障型向发展型延伸
保障型资助指通过各种资助项目的实施确保学生不因经济问题而失学，这一目标已然实现。发展型资助指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生活学习基本费用的同时，还要回应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需求，激发个体自我效能。《2016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首次提出学生资助工作的重心由保障型向发展型转变，为各地各校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有学者研究发现，国外没有发展型资助育人这个概念，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念[11]。2023年，江苏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指导意见》，重点针对面临身心发展、学业修习、素养提升、入学就业等困境的学生，由相关业务部门联合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教育服务。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从资助对象的需求体验出发。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高校受助学生除生理和安全等需求外，还有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因此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展精神激励和技能培训[12]。二是从资助对象的身心现状出发。从“关注问题”转向更多地“关注优势”，引导和帮助高校受助学生提升心理资本，从而促进自我身心健康发展[13]。此外，资助对象“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都要抓，既要想方设法消除高校受助学生消极的心理因素，又要挖掘他们潜在的积极品质，生成积极体验，采取发展取向，突出关怀取向[14]。三是从受助学生的成长体验出发。既要保障文化资本，满足高校受助学生接受教育的需要；又要提升人力资本，满足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更要集聚社会资本，满足学生向上流动的需要[15]。
2. 资助流程改造，从程序公正到理性公平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强调基于分配正义的观点，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弱势群体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等成为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资助资金量大面广，政策执行需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认定和公示，然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会导致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被过度“关注”，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担，还可能导致他们自我封闭。因此，应用数字化转型思路改造学生资助业务流程，实现从程序公正到理性公平，做到既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又要让受助者有更好的发展。一是优化简化资助申请流程。在信息化平台的支持下，大学生第一次申请需要填写完整信息，同一人再次申请，相关信息可以沿用，只需修改家庭经济变动的情况，避免反复填表的麻烦，提高学生接受度和满意度。二是改进认定结果公示程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减少不必要的困扰；还可以组织人员开展家访、座谈交流，进行学生民主评议，综合数据平台计算数据，复核认定结果。三是资助过程可溯可控。通过信息化建设优化绿色通道、“奖勤助贷补免”等线上流程，实现源头可溯、过程可控、成效可评，既能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实际问题，又能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二）治理创效：从单一组织到多元主体协同
1. 育人机构改革，从层级化到扁平化管理
数字化技术创新发展驱动资助育人管理从层级化走向扁平化。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深化校内育人机构改革，推动管理服务扁平化，汇聚资源实现学生成长支持一体化。一是机构调整。成立资助育人业务和技术支持有机融合的组织，将涉及学生事务、学生发展、学生数据治理的机构进行合并，改造以科室为基本单元的架构，成立若干中心，化繁为简、打破壁垒、交叉任职，释放协同效应，提高工作效率。以南京大学为例，该校聚焦教师教书育人端和学生学习成长端，融合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学生服务等部门职能，成立本科生院，下设学生发展支持中心等七个育人新机构，为学生的生活、学业和就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二是学生发展支持系统数字化。育人机构改革要取得实际成效，需要信息技术平台支撑，基于数据治理探索增值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建立跟踪评价，用科学评价体系打造一体化的学生发展支持体系，提供伴随人一生的教育，提供最适合的教育。三是打造一体化的监管网络。建立纵横交错的监管机构，打造功能齐全的监管平台，形成一体化的学生资助监管网络，强化资助育人内涵建设[16]。
2. 育人时空拓展，从局部施策到全程帮扶
资助对象在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既有共性又有差别，需要兼顾差异性与递进性统一、点上突破与面上推进统一。纵向看资助育人时空拓展，指全学段学生经济资助不掉线、价值引领不断线，强调资助工作中的育人功能有效衔接。横向看资助育人时空拓展，强调环境中的各个要素的育人意义。数字化转型为资助育人时空拓展注入了新动能，使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得以广泛传播，拓展了教育时空。一方面，技术赋能有效的资助育人跟踪机制，促进帮扶全程化，实现从短期干预到长期跟踪，有利于为学生发展提供持续支持，确保学生在不同阶段都能得到必要的帮助和指导。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资助育人各项活动中来，通过互动交流和实践体验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例如构建参与式资助模式，以学生综合素质提高为目标，进行项目化运作，学生自主制订工作计划，教师参与，学校在人财物上配套支持并对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管理。另一方面，数字化教育资源突破了传统资助育人空间限制。一是教育资助供给得到调节，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平台，接触到以往难以获取的学习材料和课程资源，从而弥补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二是从个体问题解决到系统优化。这不仅仅是针对个别学生的问题进行解决，还包括从整体上优化教育系统和服务流程，提高育人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
3. 育人资源汇聚，从校内联动到多方协作
数字化技术应用可以优化资助工作的资源配置，推进机制体制创新，协同校内外多方力量，丰富育人主体，形成一体化育人局面。一是家校协同。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入户家访、师生面对面和问卷调查等方式，采集生活满意度、心理韧性、学业情绪、就业质量等数据，收集困难学生在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方案。二是校企协同。利用产教融合资源汇聚育人力量，调动企业资源参与资助育人工作，如吸引企业设立奖助学金、提供勤工助学岗位等。引入社区教育，使资助信息从“校园里的信息”扩展为“社会中的信息”，工作方式也从“校园里的资助”扩展到“校园外的实践”。与公益组织合作开展职业素养教育，与行业企业、专科医院合作组建心理危机干预团队和名班主任工作室，校企合作促进困难学生发展。三是校地协同。举办校园开放日、云端家长会等活动，定期邀请优秀校友、大国工匠现身说法，用身边的先进事迹影响人、带动人。依托团组织、校友会、公益机构设立“服务站”，组织受助学生开展回馈社会活动，让“受助者助人”成为社会风尚。
（三）服务创优：从业务数字化到数字智能化
1. 识别方式从传统模式走向量化认定
资助对象识别是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牛鼻子”，将重要业务数据化处理是促进识别方式从传统模式走向量化认定的基石。国际上有经验可鉴。美国基于资助需求可以计算的思路，率先提出资格指数、国会计算法、联邦计算法等，用信息技术实现量化，其结果作为政府提供各项大学生资助的依据[17]。国内有实践探索。学校层面，东北师范大学于1999年率先构建数据量化模型精准识别资助对象；上海交通大学于2015年提出学生家庭经济支持系数（FFSC系数），依据FFSC测算结果和辅导员通过谈心谈话、寝室走访、同学评价等方式收集的信息，综合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8]。省级层面，江苏省于2019年成功研制了一套学生家庭经济信息量化采集指标体系，统一认定业务数据标准，并开发江苏省学生资助申请平台，经过7家单位两轮试点，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推广应用，得到各界高度评价。因此，构建资助数据量化模型测量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把复杂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等级评定”的难题转化为容易操作的“数字排序”题，是提高认定精准度的一种科学方法。当然，量化指标元素的命名要力求简明与直观，以确保信息的有效传递和准确辨析；量化指标体系的配置要兼顾效率和效益，既方便学生申请，又能科学合理判断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还要考虑到学生因指标繁杂产生厌烦情绪而放弃申请的因素。
2. 帮困策略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在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运用新技术链接泛在智能设备，打破学生资助数据孤岛，接入多个平台数据，实现高校学生资助数据互融互通，建好智慧资助信息平台，收集从招生、就业到职业生涯发展的大数据，驱动帮困策略走向数据驱动。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构建并持续优化困难学生发展目标和标准，实现素质能力提升的内容标准化和定制化。用更科学、更先进的算法挖掘数据价值，实现数据画像，找出个性需求，量身定制“菜单式”帮扶方案，推动资助过程由“显性”向“隐性”转变。二是应用数据治理技术分析共性需求，设计贴近困难学生身心特点和发展需求的生涯规划、职业素养教育和技能培训课程，全过程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升帮扶成效。三是在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项目上向困难学生倾斜，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和经费，让帮困措施更贴心，从而提高困难学生个人竞争力指数，提升育人实效。
3. 平台打造从条线建设走向协同增效
出于安全、经费等各种考量，传统的信息化平台建设从条线着手比较顺畅，侧重功能模块的独立开发和运行，能确保每个模块的专业性和高效性，但也可能导致信息孤岛和资源分散的问题。例如学生家庭经济情况涉及乡村振兴、残联、民政、教育等多个部门，相关数据分散在多个系统中，形成“信息孤岛”；部分高校学生管理、教务、招生就业、财务等系统数据和校内消费信息同样尚未完全互联互通。资助育人智慧机制的创建，需要在顶层设计、技术架构、资金投入等方面着手，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遵循开放性、协同性、最优性、调适性、涌现性的原则，促进资助育人主体间的合作，提升信息的质量，促进要素的均衡发展，发挥数字化的整体效能[19]，实现应用从分散到整合、从独立到合作，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互通有无，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高校学生资助数据信息不断汇聚，数据价值构建，传统资助模式改变，需要确立大数据思维，搭建协同共享平台[20]。良性的信息生态系统需要监督机制，例如德国通过大数据构建督查机制，精准监测申请者个人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情况，从而最大限度控制了骗取资助行为[21]。
四、结语
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高校资助育人模式数字化转型探索与实践回应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要求。展望未来，需要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持续优化智慧资助信息平台，强化技术赋能，不断提升学生资助工作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程度。二是加快学生资助立法工作进程，建立一套可信、可靠、可控的数据安全机制，切实防范可能的误区和潜在的风险，让用户安心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三是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强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打造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数据文化，避免出现伦理问题，用高质量资助育人体系更好地回应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之需。
[参考文献]
[1] 曲绍卫，乔海滔.中国特色学生资助政策的优势[N].光明日报，2017—09—07.
[2] 宣小红，史保杰，惠文婕.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与未来展望基于2023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4，45（02）：95—107.
[3] 祝智庭，胡姣.智慧教育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J].中国基础教育，2023（01）：29—32.
[4] Kadir Alpaslan Demir.Smart Education Framework[J]. Smart Learning Environments，2021，8（01）：1—36.
[5] 祝智庭.以智慧教育引领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4（09）：4—8.
[6] 姚蓓.数据挖掘技术在高校智慧资助中的应用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9.
[7] 杨雨娇，袁勤俭.信息生态理论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展望[J].现代情报，2022，42（05）：140—148.
[8] 李政涛.中国教育公平的新阶段：公平与质量的互释互构[J].中国教育学刊，2020（10）：47—52.
[9] 姜庆华，钱修萍.数据驱动高校资助育人精准化：动因、阻碍与实践进路基于江苏省学生资助申请平台建设与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18）：37—41.
[10]刘路.乌卡时代大学“智慧人”培育的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熵变理论与信息加工理论的分析[J].高校教育管理，2023，17（03）：12—20.
[11]余秀兰.济困育人：新时代发展型资助的探索[J].终身教育研究，2023，34（06）：11—19+27.
[12]韩红柳，王飞通．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域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5（22）：81—83.
[13]董晓蕾，刘冀萍，王瑞敏，等.基于心理资本视角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6（10）：122—126.
[14]章雪，昌晓莉.积极心理学视域下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反思及改进[J].江苏高教，2019（05）：119—124.
[15]徐惠忠，程显毅.高校学生资助提升育人绩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践[J].中国成人教育，2015（01）：54—57.
[16]吴加权.高职院校学生资助回应性监管的价值意蕴、实践困境与推行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2（13）：60—64.
[17]袁连生.美国的大学生资助需求计算公式[C].2007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集，2007：1058—1076.
[18]杨晓慧.关于新时期高校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6 09）：22—25.
[19]吕建强，许艳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信息生态治理机制研究[J].江淮论坛，2023（06）：175—180.
[20]孟国忠，农春仕.大数据时代高校资助育人的转型与适应[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8）：74—76.
[21]钱俊，赵建梅.德国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工作的体系、特点及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2，40（02）：67—73.
（来源：《江苏高教》2024年第7期）
